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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的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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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东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这段历史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辉煌的延安十三年,即延安时期。延安时期纵贯中共党史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各项事业走向成熟,最终成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重要历史时期。党的保密工作也不例外,从最初土地革命时的地下斗争,再到抗日战争保密工作在策略上的转变,最后使保密工作制度化、规律化、专业化、定性化。所谓保密工作,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组织、机构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将国家秘密控制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防止被非法泄露所采取的一切必要的手段措施。中国共产党在其最初成立的20年里,一直生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处于非法地位。因此党自身的存在及其所开展的工作均处在秘密状态不能公开。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巩固的后方。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自身虽然取得合法化,但其所开展的大部分工作仍然处于半公开、半秘密的状态。所以党在这一时期的保密工作也就比一般意义上的保密工作有了更多的内容。这一时期党的保密工作不仅从发展走向完善,同时也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优良传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适时调整保密工作的主要任务

  考察党在延安时期的保密工作,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或是解放战争初期,党的保密工作始终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适时调整的。中央红军初到陕北之时,由于战事频繁,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红军总部等机构经常是三位一体的。这个时期党的保密工作主要是恢复中共中央秘书处建制,同时,根据日本侵华的新形势,及时调整政策,秘密地与东北军、西北军进行接触并在白区尽力扩大党的地下组织,努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对于共产党来说意味着正式结束了长期的非法生存状态,以公开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意味着党的主要工作将在公开的状态下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大转变必然带动保密工作的大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要求应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公开活动,并同时在群众中尽量发展党的组织,而到1939年之后,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开始有变动,要求在这一时期要缩小党组织;二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一定要分开,但又要有联系,这个思想贯穿整个抗日战争;三是秘密工作者应特别注意联系群众做群众的工作,而1939年后则强调做国民党上层工作。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始终是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救国,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保密工作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在文档、电讯、机要工作、反特锄奸、保密制度等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党的各项工作被迫转入内战,党的保密工作也不例外。党的保密工作在这一时期主要重点放在机要电讯保密工作上以及两次档案大转移、整理。而1947年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时期秘密工作方式基本结束。

  延安时期党的保密工作始终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适时调整,特别是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党的保密工作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相应的方略和政策,并在调整中逐步建立、健全了保密制度和体系,形成了党的保密工作始终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适时调整这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一项优良传统。

  二、科学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之间的关系

  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基本的合法地位,党的抗日主张、抗日民主政策以及党的一切抗日工作都是公开的,但是,党的存在与发展,是为了最后战胜与消灭敌人。在敌人存在的情况下,党的秘密工作也会存在,如何科学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党在抗战时期保密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了。早在1936年10月洛甫在《关于白区工作的一些问题》就对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进行了论述,之后刘少奇、陈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和总结。而考察党在抗日战争中实际的保密工作,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非常重视党的保密事业中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做到科学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将之作为党的保密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对于共产党来说意味着正式结束了长期的非法生存状态,以公开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意味着党的主要工作将在公开的状态下进行。因此,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的关系最为缓和,党在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重点强调了公开工作。保密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尽可能地采用合法的方式进行工作,并同时在群众中尽量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合法的工作。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处理共产党的关系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并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国民党内部出现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的倾向。对此,党在这一时期对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制定了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工作方法。在开展公开工作的同时,尽量缩小党的组织。始终在以抗战为党的工作中心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些地方将合法活动作为党的主要工作;另外一些地方,党的保密工作以半公开的工作形式进行,或者公开活动尽可能减少,以秘密工作为主要的工作。正如刘少奇在《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中对各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说明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统治的地区,在这里党是处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之下,非法活动是党的主要工作。可能利用的公开与合法的机会,虽然不多,但对于这种公开合法可能的利用,也就特别重要;在友党统治的地区,有能与我们合作的与还不能正式与我们合作的,以及在合作的时期与在不能合作的时期等等区别。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就构成中国共产党在友党地区的工作方式之特殊性,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特殊关系;在我党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如陕北边区等),在这里,党的组织与工作都是合法与公开的,但由于外部反对势力的包围,以及内部暗藏敌人的存在,在党的某些工作部门中还需要秘密工作。而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共情绪更加严重。对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工作做出认真周密的部署和适时调整。要求进一步加强国统区地下工作的组织,争取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工作。

  而总结这一时期党在处理公开工作与保密工作的宝贵经验,我们说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党与革命阶级的战略任务是不变的,但是党的策略是常常变动的。在抗战时期,尽管党的中心任务始终是抗日救国,但党的工作策略是根据抗日斗争发展的形势适时进行调整的。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也是党的工作之两种方式,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表现形态,因此其也具有灵活性和变动性。首先,要求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一定要分开。党内工作与公开工作的群众工作应清楚的分开。一般来说,群众工作应当公开进行的(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而党内各种工作则应当秘密地进行。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其次,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有所区分,但并不是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抗战以来,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和转化更加紧密。在共产党求得了基本的合法的地位                             

  之后。公开合法的工作范围扩大了,秘密工作的范围缩小了。党根据不同的地方

  采取了不同的工作方式,使二者转化更加灵活。有的组织是秘密的,工作是公开的。在敌占区域或游击区,一切革命组织不绝对秘密就无法生存;而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抗日为中心,工作不公开就无法发动全民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的工作是秘密的,机构是公开的。这种形式大都产生与友党友军控制的地区。为了表示抗日诚意,中国共产党有各种谈判代表团到友党友军方面进行联络和谈判。在好多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些机构是公开的。但所开展的大部分工作却是秘密的。有的是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形式。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部分区委、县委或更高一级党的机关对于敌人是保密的,但对于人民群众是不保密的,即处于半公开半秘密状态。

  总的说来,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是在环境顺利之时进行的,而由公开转入秘密,是在环境困难之时进行的,因此,由秘密转入公开是容易的,而由公开转入秘密是困难的。党在这一时期基本正确的估计了阶级斗争的整个趋势以及抗战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科学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许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三、积极探索保密工作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途径

  坚持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就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之一,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力量的源泉,只有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才能克敌制胜。因此,党的各项工作均应走群众路线,党的保密工作也不例外。对此,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在延安时期都有过相关论述,如毛泽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等。这些论述深刻阐释了保密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如何实现保密工作与走群众路线的结合。广大的保密工作者正是在这些理论和党的相关政策的指引下,结合实际的保密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党的延安时期走出了一条适合保密工作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有益途径,那就是:党的保密工作对敌人保密,对人民不保密;坚持真正的保密工作,反对关门主义、神秘主义;坚持真正的保密工作,反对冒险主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保密工作的方针政策交给群众,把党组织隐蔽于群众斗争之中,发挥领导艺术,发动群众替党、替军队保守秘密。                            

  具体来说就是:

  首先,保密工作不能搞关门主义、神秘化。在地下斗争当中,党内曾出现了一种关门主义倾向。在抗日战争中某些群众组织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右派对日投降等重大问题上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提出一些不同的口号或采取某些不同方式等,党内部分同志对此不是积极去参加与援助这些斗争,帮助他们达到目的,并努力使斗争扩大,以实现更大的要求,而是站在旁边去指责、批评,或者将其柜之门外不准革命,在政治上这是关门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如果怕群众出漏子,不肯把党的方针政策告诉抗日民众团体,则是在保密工作上犯了神秘化的错误。这也可以说是关门主义派生出来的一种错误思想。在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吸收干部时,不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而是疑神疑鬼对谁都不放心,结果是挫伤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和积极性,甚至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所以,党特别注意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搞清楚保守秘密是为了更好的打击敌人,更顺利的完成党的任务,而关门主义阻碍了抗日斗争,它与保守秘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936年4月10日,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痛斥了这种错误思想。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也批评了这种倾向,认为在中华民族抗日救国斗争中,任何人任何工作搞“关门主义”是不允许的。保密工作也必须避免关门主义、神秘化。

  其次,要把党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交给群众。因为在中国共党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抗日斗争热情很高,人民群众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坚强后盾,他们不但从政治上拥护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而且在人力、财力上支援着人民军队与敌人浴血战斗。人民群众勇敢地查路条,抓特务,探敌情,送情报,保护共产党员,掩护革命战士,抗敌支前样样争先。这样的抗日民众越懂得党的保守秘密的方针和政策,越对抗日斗争有利。1941年刘少奇、陈毅签发《新四军关于保守军事秘密的规定》中总结出一条经验:人民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群众动员和教育,群众也能替军队保守军事秘密”。

  再次,把党组织隐蔽在群众斗争中。这是党的保密工作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经验。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给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我们不但要在抗日民众中,特别是工人群众中“建立精干的秘密的党组织”,而且党的组织只                           

  有“隐蔽在群众斗争中”才能更好地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并且积蓄力量准备与日寇总决战。

  此外,发动群众替党替军队保守秘密是一种领导艺术。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中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要么盲日蛮干,要么把群众拒之门外。其实,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党的保密工作,哪些该告诉群众,让他们随时注意保守秘密;哪些不该让群众知道,绝对限制知密面,一般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刘少奇还指出:我们既要真心依靠群众,又要不断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两者兼有才能做好保密工作。

  同时,保密工作与冒险主义也是对立的,保密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但并不是要把党的一切秘密和盘托出。党在保密工作上既反对神秘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1937年3月4日,刘少奇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在秘密工作上犯了一贯的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我们常有意的用‘怕死’‘害怕’等说法去批评同志”。过去十年冒险主义的恶果是“数十万党员牺牲了,还有数万人被国民党监禁着”。冒险主义是不顾党的保密纪律的,是不讲革命警惕性的,也是不懂党的领导艺术的。因此,要做好保密工作就必须反对冒险主义。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保密工作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方面的积极探索,才使得延安时期党的保密事业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和完善,并且由此使保密工作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成为党的保密工作中的一项优良传统,伴随着保密工作的发展而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