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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文化的精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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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高林

  一个县的文化当属地域文化。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由众多绚丽多彩、生动鲜活的地域文化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累。从思维惯性、行为方式、风土人情到方言特点、民间礼俗、饮食起居等方面,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或者说依附着文化之魂,携带着文化基因。在黄河文化大范畴的秦文化板块中,地处秦北的子长县,文化精神特点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

  我们可以从悠久的历史源渊,来探寻子长文化的根脉。子长县原为安定县,1942年5月1日,为纪念谢子长先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安定县命名为子长县。《水经注》载:“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为上陵峙,山上有黄帝冢故也。”清雍正、道光本《安定县志》山川篇目高柏山、怀宁河中记述:“怀宁河,一名走马水,出延安府安定县北高柏山下,即桥山”。《汉书·地理志》载:“上郡阳周县南桥山有黄帝冢。”《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册》朔州刺史部图对上郡阳周、桥山均有显着标识。明《陕西通志》:“黄帝葬于桥,子孙因食其地,以世祀。”姓辨:桥,黄帝子孙守桥山者。按:桥山应在安定县(有辨见《水道考·怀宁河》注)。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神木石峁遗址,充分证明龙山文化时期,陕北一带就是黄帝部落活动的地方。也可以印证黄帝葬于阳周桥山的最早文献记载。可见,子长这方水土,人文开化是久远的。阳周子民当然是黄帝最早的守陵人。这也是子长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勤劳质朴,人文基因的起根发苗。到隋唐时北方战乱频仍,祖陵难保,无法祭祀,才将黄帝陵迁置中部(今黄陵),同时按国人传统习惯,也将桥山之名随之南移。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堆黄土曾在哪里并不重要,只是炎黄子孙的记忆。当今的黄帝陵,已成为全球华人心目中的圣地,广为认同。

  怀宁河还有一段川道叫重耳川。因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在此避难十二年(《左传》记载)而得名。重耳饱受艰辛,砺炼图强,复国后终成霸业,为晋文公。秦汉时的阳周为上郡重镇,治所之南的安定寨是抗御匈奴、羌胡南下侵扰的要塞。秦大将蒙恬、蒙毅弟兄率三十万大军,由太子扶苏任监军驻守上郡。始皇驾崩,赵高假传圣旨,立胡亥为二世,诬陷扶苏、蒙恬谋反,下诏赐扶苏死。蒙恬被囚禁在阳周城狱中,后自尽。如果当时扶苏、蒙恬“另立中央”,独占上郡、分庭抗礼,赵高、胡亥能奈何了他们吗?然而他们选择受死,全了“忠、孝”大节。用现代人的观念审视,这是愚忠、愚孝,但在当时阳周先民的心目中,那是符合儒家道义的。这种忠君爱国、维护大局、忍辱负重的操守,必然对阳周的社会文化、行为式范带来影响。后世对赵高、胡亥的谴责,对扶苏、蒙恬的惋惜、同情,传递着子长人爱憎分明的是非观念。

  到宋代,随着宋夏战争的升级,安定寨也升格为安定堡,成为争夺要冲。戍边将士的流动,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注入。战争的拉锯式,客观上促进了边民的迁徙融合,使得这里的文化具有了多元化与包容性,增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兼融与互补,逐渐丰富了安定文化的内涵,形成了为维护家国利益和尊严,而不畏强暴,敢于血洒疆场,不惜马革裹尸的英武刚烈气概。

  安定县受多元文化的浸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安定自元代置县之后,仅有记载的明清期间,来安定任县令、县丞、典史、主簿、教谕的官员有600多名,他们均是来自全国各省的进士、举人、贡监,只有少数教谕(负责文教的吏员)来自本省。当时朝廷异地为官的方略,对文化交流的功绩可为大焉。安定的书院、社学大兴,崇文重教之风名列县邑前茅。因而,明清期间,安定县先后有600多人分别考中进士、举人、贡生,其中大部分受命于朝廷,或到全国各地为官,只有一小部分待选或未仕,也成为乡贤。明万历间京官薛文周弹劾魏忠贤奸党功绩显着,被明神宗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树为循吏楷模。明弘治间吏部司务南鹤官声亦佳,其子南朝宰曾任江苏省上海县令,颇有政绩。这些外任官员大多任满告老还乡,将外界的先进文化带回安定,丰富了本土文化。他们奉行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仍在乡里传承教化,热衷社会公益事业,使得儒教文化对本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崇礼尚义,尊老敬贤也是安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周代以来,官方在县邑推行一种制度叫“乡饮酒礼”。由于朝代交替或战乱这一制度时断时续。然而从《安定县志》上看,明代以来,安定县这一形式施行较好。即由乡间推举,县令遴选德高望重的乡贤为“乡饮大宾、僎宾、介宾”,在每年重阳节或岁稔之庆,请到县衙聚宴,并畅议时政,倾听民意。这也类似我们当今提倡的“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县衙通过这一活动广开言路,标榜贤德。乡贤们也以此为荣耀,激励族中后昆效仿。

  安定文化中还有知恩图报、感念不忘的美德。明正德年间,中州灵宝人许聚贯就任安定教谕,使安定文教日兴,科甲联捷。去任致归,受业生员为其建“许公去思祠”,供后人追思景仰。延安知府李延寿、王延奇曾褒扬,并勒石为记。清康熙间,福建上杭人廖均任县令期间,捐俸银为县治前数里的村上修了一座石拱桥。乡民们为感恩将桥命名为“廖公桥”,延续至今。斯桥虽饱经风雨沧桑,村名世代传承着子长人对贤良的感恩戴德。

  佛教文化对子长文化的影响功不可没。已故国家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师《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哲学思想、语言文学、天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等各个领域,都体现着佛学智慧的辉煌。”古代安定的佛教与社会状况更能说明这一点。安定县治东数里的普济禅寺(亦称石宫寺、钟山石窟),开山于魏晋时期,规模扩大于宋初。据寺内现存的一通“总昭方号之图碑”记载,当时西北区域许多寺院的方丈、住持、高僧大德都是经过这里培训、受戒后,分赴各地升座、弘法。其宗门、世系、法号序列井然清楚。这说明,宋代以来这个寺院不仅仅是一个规模可观的道场,更是一个佛学精英的培训深造场所。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

  台湾佛教界华严宗42世贤首高僧海云大师,几年前率僧团专程来子长考察了石宫寺。他赞叹,这里的佛陀造像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存在”。他曾多次考察研究洛阳龙门石窟和大同云冈石窟。他认为,从龙门到大同,再到钟山石窟,这是宋代佛学传播,或者说北线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他总算在这里找到了。过去对钟山石窟的研究,往往是从美术史的角度着眼,评价雕塑艺术的成就。这固然重要,但也是本末倒置。学佛都是要求信徒如何修持、入定。而这里的三世佛造像则表现的是修持所达到的安祥、从容、自在境界。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佛学价值。这是寺院的高僧大德的佛学造诣和对修持境界的体验和理解。工匠们只是在技艺层面上圆满地落实、再现了大德们的这种要求和理解。

  北京民间相传一句俗语:“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我在此想说,“先有普济寺,后有安定城。”普济寺的日渐兴盛与安定堡升为县治也是互为依附和促进的。安定堡作为宋代的军事重镇,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重地。寺院周边的塔林及文化遗存可以昭示当时的香火兴旺,也能反映当时这里的经济承载能力和民众的信仰认同。饱受战争之苦的将士们、乡民们都要寻求一种心灵的慰藉和寄托。就连敌对方的士卒也会对佛陀的道场心怀敬畏,不敢践踏,都要祈求佛陀保佑平安。佛教的因果报应、众生平等、救苦救难、不妄不欺等信条便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形成一种言行的约束和底线,进而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度化人们慈悲为怀,从善如流。

  一个地方的文化积淀,是由历史长河的艰辛流动来实现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恰似沙中淘金,厚积薄发。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得益于外来先进文化的冲击、催化。秀延河水养育的革命先躯谢子长,一九二七年领导清涧起义,打响西北武装斗争第一枪,绝不是一种冲动,而是接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觉悟的必然。安定县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建立、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立,都是西北革命的曙光。陕北红军的由弱到强,发展壮大,使安定县成为陕北红色根据地的中心,乃至西北革命的中心,为迎接党中央落脚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这决非偶然。

  1935年12月,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为历史悠久的安定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安定文化实现了新的裂变与升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我党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方略,并于1936年2月毛主席率红军东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取得胜利。同时,在瓦窑堡建立了红军大学(到延安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那时,瓦窑堡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即我党继瑞金之后的红色首都。在这样一个高端的、全新的红色文化氛围中,安定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斗志空前高涨。正是这样,一个5万人口的穷县,才能够为中央机关和红军提供了足够的生活保障。这种付出是无私的、艰辛的,没有坚强的信念和精神为支撑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子长的先辈和后人们引以光荣自豪的精神财富。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为子长的将军群体成长,提供了滋养,使他们逐步实现了文韬修身,武略建功的人生价值。谢子长之后授衔的开国将军有:阎红彦上将、贺晋年少将、李赤然少将、贺吉祥少将、高维嵩少将、吴习智少将、陈克功少将。

  先进文化的力量成就了子长的一代精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547名,其中子长籍代表就有13名。他们是:强晓初、李子厚、李赤然、李景膺、阎红彦、贺晋年、吴岱峰、惠枫林、杨和亭、高维嵩、魏怀礼、史秀芸(女)、董学源。他们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在各条战线上践行了子长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与担当。子长人民为革命前仆后继,大义凛然。每个村庄都有各个革命时期的烈属、军属和伤残军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建国前共有烈士和失踪军人3000多名。谢子长家族及亲属就有十几人为革命牺牲。这就是子长人民对国家的贡献,子长县红色文化的辉煌。

  子长的人文精神是丰富厚重的,昂扬进取的。生于斯、长于斯,这份乡情是诚挚的。草就此文,深感言不达义,也难免失之疏遗,只能算抛砖之作。诚望贤达和后昆们更加全面深入地挖掘研究子长文化宝库,使灿烂的子长人文精神财富能够光大弘扬,世代传承,为延安文化增光添彩,为实现中华复兴之梦做出新的贡献。